所以钱穆先生说：若就当时语说之，谓其尊六艺则然，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……故《汉志》于六艺一略，末附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小学三目，此亦以孔子附六艺，不以孔子冠儒家也。
后来的表述更清晰：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。这里的通与复显然更接近道家道教的归根曰静，而迥异于《易传》那种终则有始生生不息的生命气象完全不同。
《论语·尧曰》：尧曰：‘咨。[57] 人物之生，莫不有太极之道。[67] 束景南认为，对伊洛渊源的梳理，是朱子道统构建之始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，一定程度包含了太极既是根本，同时又与阴阳、五行甚至万物同在的观念。[74] 但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或出发点，乃是未发为性，已发为情的心性论。
有理，便有气流行，发育万物。至于未发为性，已发为心本身，倒未必成为重点。传自三代的故事，人们熟悉者有顾颉刚提及的舜的形象演变的现象，这是他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论据之一。
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，故夫子之述六经，皆取先王典章，未尝离事而著理。有戏就有角色，戏有大小，同一出戏中的角色也有大小。杀己以存天下，是杀己以利天下。……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，皆孟子之所谓杨氏之言，而未见其果为杨也。
新版本的杨朱，既针对孟子的利他主义伦理，也反对韩非的为君主义政治，其伦理理想也有自己的政治导向：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《论语》是传播经典故事的核心文本，故事来源既有前代圣贤，如尧舜禹汤，文武周公，殷末三贤，伯夷叔齐，以及管仲子产，当然也有夏桀殷纣及其它乱臣贼子，等等，也有孔门师弟自身的言行事状。
谈杨论墨一时成学界时尚话题。子之道，狂狂汲汲，诈巧虚伪事也，非可以全真也，奚足论哉？（《庄子·盗跖》） 杨朱曰：百年寿之大齐。（《列子·杨朱》） 本来《列子》以杨朱名义表述的观点来自《庄子》，却误导后人把《庄子》当杨朱的资料来对待。侯外庐重视《吕氏春秋》，认为《本生》、《重己》、《贵生》、《情欲》四篇中，实保存有此派思想的重要论点。
其中，阳子居（《庄子·应帝王》、《庄子·寓言》）是否是杨朱，就是有争议的。同时，也许更重要的，是整个经典文化已经式微，即便古典的思想资源对我们的生活仍有启发，它起作用的途径也应有所不同。有时是杨、墨并提，如《骈拇》的骈于辩者，累瓦结绳窜句，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，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？而杨、墨是已。量十数年之中，逌然而自得，亡介焉之虑者，亦亡一时之中尔。
有趣的是，组成权利概念的两个汉字权与利，都与杨朱的思想公案有交关。遇盗人，而断指以免身，利也。
分析影响的现象结构，也许是更有趣的事情。虽然，子学伴随着文化反思的精神而导向采用抽象概念（如道德仁义）表达思想的活动，但是，以经为基础的思考，不可避免地从素材到思考方式都受到传统的影响。
后者很可能是不同作者在不同背景下各自依自己立场创作的，是不同作者接龙的系列剧，主题可随作者的兴致而调整或转移。此外，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贵生》篇，也包含两则来自《庄子·让王》的故事，如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，与越人三世杀其君，王子搜患之，逃乎丹穴。这意味着，某些论题的交叠并不表明立场的统一。夜眠之所弭，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。或《天地》的而杨、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，非吾所谓得也。没有他激起孟子辩论的豪情就没有孟学，也就没有孔孟之道可说。
杨朱一开始就缺乏完整的形象，或者由于各自的信息基于不同的传说，故认知不一样。而从时代的眼光看，这个机会也是西学的影响带来的。
从经典世界的视角看，研究的目的不是计算为杨朱在思想史的功过格上增减多少账目，而是观察在杨朱名义下的思想形象，可能扮演什么角色。故曰：万事莫贵于义也。
一种是韩说对孟说的挪用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贼道也，举一而废百也。
此所谓乱也（《墨子·兼爱上》）其立场是以义为先：子墨子曰：万事莫贵于义。或者只是《庄子》外杂篇中某些思想余裔派生的副产品。不仅如此，墨家、庄子甚至韩非都有视杨朱为论敌的只言片语存留。同时《列子·杨朱》也有类似的论述： 杨朱曰：人肖天地之类，怀五常之性，有生之最灵者人也。
其实，《杨朱》篇的一些内容也直接来自《庄子·让王》，从研究杨朱思想影响而言，其文献地位与前两者应当相似。这个含蓄的结语意味着，双方没有共享的思想前提，因而不会达成一致的意见。
危身伤生、刈颈断头以徇利，则亦不知所为也。孟孙阳曰：一毛微于肌肤，肌肤微于一节，省矣。
这样看，简单而不一致的早期评论，两三则没有价值取向的小故事，再加几篇基于联想或猜测而纳入的文献，就是杨朱在经典世界的存在纪录。但是，这个不清晰甚至显得孤单的身影，却不时出现在不同时代、不同学派的传世文本中。
在《大取》篇中，这个以身体与不同部分伤损权衡利害得失的方式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：于所体之中，而权轻重之谓权。从顺序来，有点螳螂捕蝉，麻雀在后的意味。尽管它被判定为伪书，但这只能说它不能作为杨朱个人思想的确切依据，而难以否认其具有同上述两种文献同样的资料价值。因此，利己与利天下才会对立。
这种视角的选择，基于早期经典文本通常以圣贤人物事迹为基本内容，同时相关故事又在经、子、史的经典衍生系统中得以传播的事实。一方面是老聃、关尹，一方是大禹、墨翟。
这一事实使通过文献考据去探讨思想史真相的手法受到限制，同时对它相关思想意义的把握也容易流于表面化。另一个是杨朱哭衢涂的故事，从《荀子·王霸》、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，到《论衡·率性》、《论衡·艺增》均有提及，但它只说明人生的关键步骤不能失误的道理，没有实质的思想内容。
故智之所贵，存我为贵。这不爱天下而爱自身，自然被视为杨朱之代言。
